在我十九岁的时候，我的祖国发生了一场瘟疫。
加缪尚可以用理性的笔调，借此背景讨论他眼中的人性。《鼠疫》从来就不是写实的作品，它不关注道德命题，也不掏空心思去描述残酷的本来面貌。它也不是纪录片，鼠疫不过是空中楼阁一般、真空环境下的思想实验室。
我在这场瘟疫中却只看到了狂热。
我不知道这种狂热是否是我的国家的特性。我的国家擅长于把天灾或人卝祸，全都糊上浓墨重彩，让它们摇身一变成为可以上演的戏剧。他们在煽情，他们用数字煽情，用感人事迹煽情，用众志成城煽情。当然也有人在其中思考，可是不管是科学还是政治哲学的思考，总是要以煽情作为结尾，否则即为大逆不道。说一声“加油”，似乎就万事豁免了。
我被裹挟在其中，多少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这才突然惊觉我是被人为的煽情所感动的。
西方人先思考、后感动，中国人先感动、后思考。感动成为了我的本能。如果我尚有思考的余地，那大部分人光靠感动就盖过了大脑中本该用于思考的部分。
我们连问责声都是充满感情成分的，我们或爱，或恨，或漠不关心，而少有人在关心时仍能保持冷静。因此，我读《鼠疫》总觉得膈应，因为我没有看到我早就习以为常、成为政治正确的煽情。
我们的道德评判下得太多，理性思考做得太少。这不是个错误，这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。我从未真正关心过西方在发生重大瘟疫时人们的反应。我猜想，他们也许不会像我们一样安分。他们不煽情，可是他们狂热。他们能在墓地乱卝交，能不顾软弱政卝府的管控，冲上大街狂欢。思考的在思考，疯癫的在疯癫。疯癫本就是串起西方文明重要的线索。“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，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”。终于，“对疯癫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肃穆”。
中国人脑内情绪大起大伏，可是谁不是服服帖帖地坐在家里，主动关上几个月的禁闭。中国人不抽象思考，我们一头扎进生活的琐碎，被人群裹挟着走，被宏大叙事和整个国家的历史裹挟着走。
此刻我们热泪盈眶，而我们又离疯癫最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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